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海报。图片源于网络
王威廉
■编者按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火热开播，让广东“6·6给‘荔’节”刮起的“甜蜜”旋风再度升级。源远流长的岭南荔枝文化在今天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广东作家如何从马伯庸的“岭南文化”系列小说中汲取经验，进一步讲好岭南人文故事、发挥文学母本作用、推动广东本土文学乃至文艺繁荣？广东省文联创研部副主任古梁金、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王威廉撰文分享了他们的思考。
我祖籍西安，又常年生活在广州，看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有着更加亲切的感觉。这个故事很精彩，通过李善德运送荔枝的故事以及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呈现，让我们看到古人跟今人相似的悲欢。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将盛唐的奢靡藏在荔枝的鲜美里，而《长安的荔枝》却持续撕开这层浪漫的糖衣，让我们看见荔枝背后被遮蔽的岭南烟火和世情冷暖。因此，它为我们如何书写历史、尤其如何讲述广东故事带来了很好的启发。
意大利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克罗奇有句名言流传极广：“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这不只是一种哲学反思，更是历史书写的核心命题。在《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作为上林署一名普通小吏，深陷房贷压力、职场倾轧和官场流程的泥淖之中，这些在厚重的历史面前看似微不足道的职场困境，却让许多当代读者产生了跨越时空的深刻共鸣。尤其是当李善德拼死一搏、成功完成极限运转荔枝的任务后，依旧在多重压力之下被迫选择流放岭南，这一选择，揭示了人性中的无奈与抗争，格外耐人寻味。
这种“古今相通”的历史观，不仅让读者触及唐代历史的表面，更重要的是，它提示我们，“历史”不能被视为与今天完全无关的遥远过去，书写历史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从中发现不同历史时期人性与精神的内在关联。
其次，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长安的荔枝》实践了一种“微观史学”观念。这部作品不仅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更通过细致入微的细节，给我们还原出一个多维度的历史画面。马伯庸在小说中刻画了大量具体的细节：从荔枝种植技术、保鲜方法到运输路线优化，从唐代的行政结构到货币体系，再到官场生态与资源分配，这些历史细节叠加在一起，构成了相当立体的历史图景。
一粒小小荔枝的辗转漂泊，一封诏书的风尘仆仆，一声叹息的千年回音……在微末处见宏图，于细节中悟常道。这些细节并非为了装饰，而是为了通过每一个微小的环节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复杂性。历史的真正脉络，往往并不在宏大叙事中的高光时刻，而恰恰深埋在这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之中。在传统的史学记载中，广东的地方文化常常受制于“边陲”视角，被限制于一个狭小的地方史框架中。而通过《长安的荔枝》这种细致入微的书写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岭南文化在唐代商业、文化、技术甚至政治等多方面对于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就以荔枝为例，它在当时被当作一种奢侈品，但古人仍积极思考、不断探索延长其保鲜期的各种办法，这个过程就蕴含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智慧。
马伯庸的另一部小说《食南之徒》，延续了“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可能性”的写作风格，讲述了西汉使者唐蒙来到南越国之后的一段交织着美食与权谋的奇妙经历。通过“美食”这种微观的历史切口，我们不再仅仅看到一个静止的历史片段，而是进入了历史活生生的脉络，看到一个更为鲜活的世界。
然而，要真正讲好广东故事，我们还需要跳出单一的地方视角，将其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全局性视野中。《长安的荔枝》将岭南从“蛮荒的流放地”转化为大唐帝国物流与贸易网络中的关键一环。从海上丝绸之路到跨境贸易，再到唐代物流体系运作，岭南文化在世界古代历史中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
今天，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纵深推进，我们在讲述广东故事时，更有必要跳出“地方性”的自我限制，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去重新审视一切。只有将广东的民间历史、工艺文化、技术创新，放到更广阔的世界语境中去书写，这样的故事才会具有跨越时空、触动人心的力量，也才会真正具备全球意义。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